文/杨城新，浙江温州鹿城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征稿 · 田野摄影栏目 | 法律人类学世界

我与项飙

【资料图】

对 谈

年轻人

由于设备的原因，讲座刚开始没多久就被迫暂停，借着这个机会，我和项飙老师有了一场将近两个钟头的对谈。讲座结束后，我们又去了一家意大利餐厅聚餐，至晚送项飙回研究所时，我们的谈话一直在进行。以下是我认为其中有意思的对话内容：

项：城新，谢谢你的到来，我这些年在国外的时间较长，所以国内有些事情并不能了解得很清楚，但我有一个疑问现在很想知道，就是国内的年轻人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他们是怎么看待内卷这种现象的。

杨：谢谢老师，就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国内的年轻人普遍存在一种焦虑的现象，而且这种焦虑似乎和学历存在一种正相关。

项：正相关？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这样？

杨：以我自己为例，我的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经历过不同的学校。我的本科是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一所浙江省内的本科院校；硕士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学专业的“五院四系”；现在则在北京大学，中国的TOP2。就法学院与学校实力来看，这是三所不同级别的学校。因此可以说我接触到了中国各个层次的学生与老师。按理说，学校层次越高的学生，能找到好工作的概率越大，收入越高，幸福指数也许会更高。但今天的我看到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总体而言，我的本科生同学的焦虑感会更低一些，博士生同学反而更烦恼。

项：这种焦虑感在国内的学生群体中一直存在吗？还是说有一个很明显的时间节点？

杨：就以我自己为例。我在2018年明显感受到了这种焦虑，这种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和选择有关，但同时也和经济发展有关。2018年时我是应届生，作为一个温州人，留上海、杭州亦或是温州就成为一个难题。但真正触发我焦虑的是我身边的人，我的一位本科同学在那一年和女朋友买了房，当时是3万/平，2016年时根本不是这个价，如今已经7万+了。这让我陷入了沉思——如果我当时没去考研，而是直接工作，会是什么光景？也能达到他那样的收入？是不是也已经在杭州安家了呢？一想到这里我就完全没心思准备攻博计划，硕士毕业论文也就随之难产了。

项：所以是房价导致的焦虑？

杨：肯定是一个关键因素。就好比我会担心，我这三年读研的时间，房价已经涨到如此地步，那么如果我再花四年时间去读博，我在学历上的提升能追得上这个国家飙升的房价吗？如今看来肯定是不能的。这也是我一直对身边找我咨询读博的同学劝退的重要原因。

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当初为何要读研读博呢？

杨：因为我意识到，如果读研和读博的学校与原学校存在档次上的差距，能在最大程度上对冲读书而不去工作所带来的风险。通常来说，硕士生和博士生要获得的无非是新的学校资源（学校本身与校友）、导师资源、学位。如果这三者有一项与上一个学校重复，就意味着自己在下一个学位获得的东西要少一些，风险对冲得少了，风险也就大了。于我而言，最起码我读的三个学校确实存在差距，所以我认为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我的风险。一个北大博士和华政硕士以及城院本科生，还是不太一样的。

项：那这个学历提升与经济状况，以及焦虑又存在什么关联呢？

杨：经济状况的下行是一个我们无法左右的客观事实，但影响到人们的择业时，就会和学历挂钩。经济状况差了，岗位就变少了，原本五个岗位现在变两个，竞争的人那么多，就开始筛选，学历就成了重要因素。

可是在这种局面下盲目读研读博又是有问题的。我讲一个故事，我有一个上海某一本大学的学妹，她考上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但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同时还去了母校读研。她去母校报到的第一天发给了我他们的新生名单，里面的同学有他们的第一学历。我发现这份研究生同学名单里，居然有不少武大、法大、南开的本科生，我甚至还看到了北大的本科生。我当时都惊呆了。

项：北大的都有？这是什么情况？

杨：我估摸着是考研没成功调剂去了，但这种情况很明显是为了读研而读研，看起来好像是为了满足报考公务员岗位的需要。但问题是，如果他之后考公没成功，之后不得不去就业时，他怎么回答面试官关于自己这段求学经历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在削弱他的社会价值啊。事实上，一个北大本科生，如果早点出去工作，以北大的认可度，工作两到三年，即便在内卷的时代，他的行情也不见得比这个学校的硕士生差。又不是说硕士就一定比本科生高贵。除非有一天，考研人数超过了高考人数。

项：所以年轻人的焦虑，是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无法获得自己想得到的社会资源时，把原因归结于学历不够。但是选择考研时的规划出了问题，导致他们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进而陷入更大的焦虑？

杨：考研规划出问题最容易出现的地狱笑话就是——本来考上体制内了，工作不顺心觉得是学历不够，然后辞职读研后，再找工作，发现之前的单位居然进不去了。或者是读博，本来北大法学硕士找工作机会多的是，读了北大博士发现都不一定毕得了业、发不出文章，到头来想着还是考公吧，结果发现考不过本科生硕士生。或者拼了老命进了高校/体制内，发现自己的本科、硕士同学做律师的当了合伙人，做法官的入了额。您看是不是很刺激。

项：就是说，当社会资源出现短缺时，人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努力来获取资源，便是内卷。而当人们并没有很好地摆脱内卷时，便会产生这种焦虑。

杨：这便是“结果论”导向的社会现实。

人口迁徙

杨：但从我的观察来看，焦虑不光是和他们从事的岗位有关，您刚才说的社会资源点醒了我，工作岗位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但城市也是其中之一。

项：城市对人焦虑的影响体现在何处呢？

杨：我觉得对于我们温州人而言，这个事情是很值得探讨的。因为全世界都有温州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有发言权。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一种感觉，即，我们生活的范围和我们对自己所生活的城市是有一个固定范围的。举个例子，您和我都是温州鹿城区人，我们大部分生活的范围大部分就在鹿城区，平常上学、工作都在这里，偶尔可能为了玩乐去附近的区域，比如龙湾区、瓯海区等，但绝不会有事没事往苍南、泰顺跑。永乐老师是温州乐清人，那对他而言，温州就是他所生活的乐清这个范围，而不是鹿城。即便都是温州，但落实到具体的区县，体验又有所不同。就以您和我而言，咱们都是鹿城区人，这是温州市中心，如果将来要去北京生活发展，那总归是要去一个比鹿城好的地方吧？具体而言，就是要去一个比鹿城好的区。北京市有哪些区的平均水平会比鹿城区强呢？不外乎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六区，如果要去别的区生活、定居，说实话，我觉得还不如回温州。

项：你这个说法让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我在二十多年前研究北京浙江村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当时在这个村定居的温州人很少有鹿城区人，还是以其他区的人作为主要来源。

《跨越边界的社区》

杨：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我这几年在北京有时会和温州驻京办的官员们接触，既有鹿城驻京办的，也有乐清驻京办的。有时还像老师当年和乐清驻京办一样，我会和鹿城驻京办有一些合作交流。那里的官员告诉我，最起码在2021年2月份之前，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会里，都会细分为各个区县的商会，有瑞安商会、乐清商会、苍南商会等，但就是没有鹿城商会。我之前在国外旅行时，也会偶遇到温州人，至今也没见过多少鹿城出来的。

项：所以实际上，温州模式，应该被称之为“非鹿城模式”。在上世纪，很多温州人离开家乡，不仅在北京，全世界的遍布其实更像是一种无奈之举，很多人都是为了生存，不得不离乡。相对而言，鹿城区，或者说所有城市的主城区，向外迁徙的数量和倾向终究是要低一些的。

杨：这种现象同样会引发新的焦虑。

项：这怎么说？

杨：还是举一个例子，我在巴黎旅行的第一天去了一家中餐馆吃饭，意外得知老板是温州人，和他交流后了解他来自瓯海区丽岙村，温州著名的侨乡。几天后又去一家中餐馆，我和店员开玩笑说川菜馆的老板总不至于也是温州人吧，结果店员说老板不是但他是，我问了一下也是丽岙出来的。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他们当时跑巴黎恐并不是一时兴起，更多是生活所迫，但成功之后，世世代代反而就成了巴黎人，生活在世界级的一线城市。而那些觉得温州好而不愿离乡的“鹿城人”却世世代代留在了三线城市。我身边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有的人看到了其他郊区的同学在杭州、上海定居，心生羡慕，但若自己要去这些城市，反而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项：更多的代价是指？

杨：这就回到了之前您问我焦虑的重要因素——房价了。一个鹿城区的温州人，如果要去上海、杭州定居，他终归是希望能住在比鹿城更好的区域，例如黄浦、上城，再不济也是闵行等地，但这些地方的房价要比鹿城高很多。而一个苍南、乐清的温州人，同样要去上海、杭州，可选范围就要多得多，余杭、萧山、松江、青浦都要比自己的原生区县强，价格也相对低一些。假如同一代人，鹿城人因为上海、杭州市区的高房价选择回家，而郊区温州人则定居在杭州、上海的郊区。等到他们的下一代，其标签就成了温州人与新杭州/上海人，这是完全不同的。而这也会触发二、三线城市市区人的新一轮焦虑。

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在我的高中同学们看到的，一个优秀的学生去了北京或者南京读985，一个相对不那么优秀的同学去了杭州读双非。因为北京离家远，家里人会要求她回家，而南京的同学则会被要求接受“既然杭州和南京差不多，那为什么不去自家省会；可自己又没有在杭州读过书，那干脆还是回家吧”这种类似的观念。而在杭州的同学因为离家近且是本省省会，父母就支持其留了下来。到了下一代就变成成绩更好的学生发现自己的下一代还是温州人，而成绩没那么好的同学下一代则成为新杭州人了。

我不懂社会学，找不到理论上的合适定义，暂且把它称之为“人口迁徙的中产阶级陷阱”吧。

项：但你讲的这些现象其实非常有意思，如果能用一些研究方法，做定量或者搭建一个更细致的框架，我觉得可能会产生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不过你刚才讲的这个，让我有一个疑问，就好比一个鹿城区出来的年轻人，像你我，可以先去大城市闯荡一下呀，如果不成功再回来，不也是可以的吗？

杨：我就等着您问这个呢。按照我现在的观察，国家的法律与政策正在某种层面引导这些年轻人的人口流动。比如对于毕业生而言，选调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项：什么是选调？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杨：您可以理解是公务员的一种提前批，国内的985高校会有一次提前招考公务员机会，而北大清华的学生还有一次提前招考的机会。但有一个前提，就是这种机会只会出现在他们作为毕业生的时候。

项：就是说之后就再也没机会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公务员系统？

杨：对，之后只能参加面向所有人的国考或者省考。但关键不在这点，关键在于，即便是国考和省考，最近这几年，其报考岗位也一直在优先面向应届生；与此同时，其他体制内岗位、国企央企、甚至是私企，都在偏向应届生。但对于现在的求职者而言，公务员、体制内岗位是最能牵动他们神经的。一方面，体制内岗位在拥有无可比拟的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偏向应届生的政策导向，给了他们上岸的最好机会，尤其是对于985高校的毕业生，他们拥有更多的“提前批次”，有机会报考的岗位也更好。

各省委组织部在北大的专项选调

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考回自己的家乡也不错啊，毕竟是一份好工作。

杨：但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的政策和法律在鼓励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家乡，短时间看，确实能让他们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如果一直这样坚持下去，就意味着，对于中国广大的三、四线城市的工作人口，一个人出生自哪里，他就要回到哪里。因为在家乡他能找到更合适的工作，但长此以往，三四线城市的人注定要要待在三四线城市，一种以城市作为分界线的阶级壁垒逐渐形成，人口的流动受到限制，阶级以城市为媒介将进一步固化。有的人意识到了这点，或者回家后他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份家乡的安稳工作，但当他想去大城市打拼时，他会发现大城市的就业机会也在法律与政策的指引下先行提供给了应届生，此时他要么去找层次相对差一点的岗位，或是另寻出路，转入门槛较低的行业，甚至是成为所谓的“低端劳动力”。阶级滑坡也就不可避免。

之后，讲座开始，谈话中断。讲座结束后，项飙老师又带着我们品尝了意大利菜。用餐结束已近10点，5月德国的太阳落得晚，天依旧亮着。送别其他与会的博士后和主讲人——台湾地区的陈光兴教授后，我们二人返回马普所，继续中断的对话。

项：那城新，你觉得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杨：我个人的感觉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不能一味地想着回大城市或者老家，而且也应尽量避免受旁人的影响。和别人比是比不完的，今天把甲比下去，明天把乙比下去，接下来还有丙，无穷无尽。但比较又是必要的，这毕竟是向上努力的动力。我的想法是，人可以和“自己”比，如果有成家立业的打算，只要确保子女能生活在一个比自己小时候呆的地方，更好的区域，就是一种胜利，三线城市出来的人没必要一定要往一线钻，能在二线扎根也是好的。同时也不要一味排斥回家，因为如果所有人都离开家乡了，谁来建设它？同时，求学、就业的城市选择上，最好能选择能尽量发挥自己优势的的地方，就拿温州而言，最近的二线城市是杭州/宁波，最近的一线城市是上海，若非没得选，真的有必要去一个更远的城市吗？每个省份的地理位置都不同，每个地方的人应该去的城市也不同，需要具体分析。

说着我拿出了手机里的四张图

北京

杭州

上海

温州

项：这是什么？

杨：第一列是年gdp总量，第二列是面积，第三列是单位面积gdp。

项：为何要有这个公式？第三列的数字鹿城区怎么和黄浦区、西城区差这么大？

杨：我认为，就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重心，就是“唯gdp论”，gdp代表一切。与之相对的，所有的医疗、工作机会、教育也与之捆绑，第三列的数字越大，说明这个区域的资源越集中，通俗点讲，就是“越好”。而我之所以要把基本单位限定在区县是基于以下两点：一、一个人一生的生活范围是极其有限的，他大部分的活动恐怕都会集中在自己居住的所在区县和临近的区县。二、尽管工作、医疗一个地级市资源是共享的，但教育一直是泾渭分明的领域，换句话说一个区县的教育资源是很难和别的区分享的。比如北京，如果在海淀读小学，孩子只能在海淀读初中，甚至只能在海淀读高中，也就是所谓的“锁区”。这也是为什么北京、上海有些地方房价居高不下的核心原因。

就像我和您，都是鹿城区长大，那么这个地方的数值是3.98，如果回去的话，最多也是呆在鹿城，否则还不如离开。但就算去北京、上海，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要去，对于我们而言，去崇明、房山、金山、通州等区县就显得没什么必要。如果知道了自己所在的区县是何种情况，那么对于自己今后要去哪里就有了大致的方向。于我而言，如果我回家，那我只愿意回鹿城，这个回鹿城并不是说要在鹿城找工作，而是“要在鹿城买房子”，因为如上文所知教育是锁区的，在鹿城生活，享受到的就是鹿城的资源。同时，在鹿城生活，人的认知就会是“我是鹿城人”而非其他。

换句话说，如果我去了别的地方，比如上海，哪怕是宝山、嘉定、闵行这样的郊区，他们的数值比鹿城高，也就意味着，即便是这几个上海郊区，它们的繁华程度、教育资源可能都要强过温州市区，那这种情况下，我能在上述几个区定居，我仍可以说，我让下一代生活在更好的地方，我算是成功了。

这大概就是我对所有饱受内卷与择业焦虑之苦的人给出的答案：1、弄清楚自己来自哪，搞明白哪里比家乡更好，要么去更好的地方，如果没找到，回了家，也能明白自己当下的选择就是最好的。2、尽量拉高杠杆，读研读博要选好得多的平台，否则无法对冲时间带来的风险。3、各条路都要开，要学会拥有可以多线作战的时间管理能力。

项飙看着这四张图，一直到载我离开的的最后一班电车缓缓驶来。

重新回顾这一天，我发觉我们二人的对话，我更像是那个主讲人，项飙如一个主持人循循渐进，将我想说的主题步步挖掘。想起老师的那本《把自己作为方法》，我们二人的对话更像是那本书的延续，同时，我又更像是他研究的一个新载体。一个和他有着同样的出身、高度相似的教育背景的人，我正是他那本书中焦虑的北大青年的一份子。我们也提到了浙江村，人口迁徙也和他书中的阶层流动主题息息相关，甚至还讨论了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问题，比如当时的热门主题俄乌冲突，和没来由地突然提到的台海问题（不方便写出），这些既是他书中内容的延续，我自身又为他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

令我高兴的是，终于有人愿意倾听我的想法，我把自2018年就在不断思考的东西全部呈现，而聆听者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而他也认同我的观点（也许不是全部）。我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和给出的答案能否成为他日后大作的灵感，但对我而言，这场对话可能会不断影响着我今后的人生。

后记-亨德尔

亨德尔雕像

在准备离开的第二天，我在市中心又一次瞥见矗立在中央广场的雕像，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亨德尔（George Friedrich Handel）。

亨德尔画像

作为哈雷最知名的历史人物，他与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被认为是巴洛克音乐的代表性传奇。两人的一生属于人生的两种极端：巴赫子嗣成群而穷困潦倒，亨德尔终身未婚却腰缠万贯。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职业生涯巅峰以及后半生皆在英国度过。

亨德尔的青春时期一直在学习音乐与学习法律之间挣扎，学习法律是他父亲一直以来的夙愿，而音乐却始终是他心中的最爱。尽管为满足父亲的遗愿而进入大学学法，但他最终还是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弃法从音的事迹在音乐家身上屡见不鲜，俄国的柴可夫斯基也是）。

在汉堡歌剧院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小提琴手后，他受美帝奇家族（Medici）的邀请来到佛罗伦萨接触歌剧。短暂地担任过汉诺威选帝侯的管乐乐队乐手后，他前往伦敦演出并在那里大获成功，成功的消息再加上在汉诺威的不辞而别令当时的乔治王子心生不满。

但人的命运确实无法预料，英国1701年《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 1701）排除了查理二世所有天主教子嗣的继承权，玛丽、奥兰治和安妮三人又均无子嗣。血缘关系极淡的乔治因信奉新教居然成为了王位的第一继承人，乔治一世（George I of Great Britain）也来到了伦敦。这便有了下面这幅戏剧性的画面，好在亨德尔为国王谱写了更多优秀作品，国王也不计前嫌继续重用他（例如为乔治二世登基所谱写的《Zadok the Priest》至今仍是英国国王登基时的专用曲目，更不用说传世之作《弥赛亚》（The Messiah）了）。

乔治一世与亨德尔在泰晤士河上

令我更为感叹的是，亨德尔的发家之路不仅与他伟大的作品息息相关，赶上了英国海外拓殖的潮流似乎成了当时英国所有名人的共同特征。他在1716年便投资了日后大名鼎鼎的南海公司，在其泡沫破裂之前神奇地抛出了所有股份。还带领自己创办的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公司（依照乔治一世特许状所成立的合股公司）投资了皇家非洲公司（RAC），而这家公司就是臭名昭著的，贩卖了世界上最多的黑奴的奴隶贸易公司。而这一系列事实和我的研究主题刚好存在一定关联。

威斯敏斯特的亨德尔像

如今的亨德尔静静地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与他为伴的还有忏悔者爱德华、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亨利五世、亨利七世、伊丽莎白一世、詹姆士一世、达尔文、霍金、牛顿、格莱斯顿、狄更斯、塞西尔......他是极少数能在此安葬的外国人。好像无数漂泊在外的中国人（尤指温州人），谁能想到自己最后会安葬在一个完全没想到的地方呢。

巴黎拍到的温州人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