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分析了讨论心理学研究的两个维度和四个层次，从这篇文章开始，我将以此为工具对西方心理学中一些常见的理论和研究做分析、解构和重构。本文讨论的主题是“自我”，这无疑是西方社会心理学最核心，最根本的概念。当下流行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不管是阿伦森的《社会性动物》还是迈尔斯的《社会心理学》，都是从自我开始讨论的。社会心理学为什么要从自我开始呢？这个问题极为复杂，需要做很多讨论，讲清楚这个问题也就完成了对西方社会心理学的解构，因此我们以后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在本文中我们仅仅讨论“自我”这个概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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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横向维度的分析。圈内大佬Baumeister（1998；2011）曾试图把自我纳入到某种单一理论框架下，然后毫不意外的失败了，最后不得不划分出关于自我的三个不同领域，或者说关于自我的三种不同经验。“自我”首先是对自身的一种意识觉察，即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这种觉察既可以是最基础的感知，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consciousness），也可以是更为高级和复杂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例如我是男性，我性格开朗，我有个孩子，等等。其次，“自我”意味着一种发起行为的主动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主观能动性（agency）。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自发的做出行为，进行判断和决策。我们的行为不完全是由外界环境决定的，而是有一定的自主性。这两种自我的划分可以追溯到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他就曾区分了作为行动主体的自我（“I”）和作为被认知对象的客体的自我（“me”）。最后，“自我”意味着与他人不同。黑格尔就认为，人们是在与他人的对立中认识自身的。例如，当我们说这个东西是“我的”，意思是它不是别人的。自我的身份也常常体现在与他人的关系上，比如我是老师的学生，我是社团的一员，等等。自我的成长也通常意味着逐渐脱离对他人的依赖，形成独立自我的过程。

Baumeister的这个分类基本囊括了心理学中所有主流的自我研究。在对自我的感知方面，有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自我身份认同（self-identity）、自尊（self-esteem）、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自我优势、自我服务偏差，等等等等。在主动性方面，有各式各样的判断和决策模型，认知科学中争论不休的“自由意志”（free will）问题也属于这一范畴。在与他人的对照方面，有依恋理论（attachment）、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文化心理学上的互依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等等。社会认知类的研究在考察与自我关联的特征时，也往往需要以朋友或陌生人作为对照。几十年来这些研究发明了很多测量，产生了很多结论，已经有很多研究综述对他们进行了讨论，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然后是纵向维度的分析。Baumeister（2011）在对西方的自我做了系统性的研究后，很自然的得出结论，自我是历史文化的产物，而研究者之所以把“自我”当作一个问题来研究，同样也是文化的产物。正如上一篇文章所说的，这首先是二战后美国的社会史。下图展示了过去一百多年美国社会的世代交替。

1901-1927年出生的一代人被称为最伟大的一代（Greatest Generation），这一代人经历了大萧条、二战和战后重建，自然不会强调自我，而是讲集体、国家、牺牲和奉献。到了上世纪60年代，随着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长大成人，加上当时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60年代的经济危机最终导致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越南战争，叛逆青年们最终走上街头，公开挑战秩序和权威。于是在1970年就有学者写了《“自我”时代》（The “ME” Decade）一文描述当时的社会思潮。在那之后，随着新自由主义兴起，冷战结束和全球化，千禧一代（Millennials，相当于80后、90后）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作为互联网原住民，比父辈们更愿意直接表达自己。到了2013年，《时代》杂志的封面文章更是称他们为“我我我一代”（The ME ME ME Generation）。

心理学理论的发展也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正是在1970年代，自我研究开始受到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关注。在这一时期，Tajfel等人（1971）提出了作为自我概念的社会身份认同（social identity），后来又由Turner（1978）发展成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同一时期，Markus（1977）结合当时流行的认知心理学，提出作为认知图式的自我（self as schemata）。此后关于自我的研究持续井喷，到了2001年，有学者统计发表的英文心理学论文中有23943篇以自我概念（self-concept）作为关键词，而当年的JPSP中就有150篇（Oyserman，2001）。这些研究的结果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自我就是好。具体来说就是自我哪方面好（我本身好，我的朋友好，我的群体好，我的东西好……），自我有什么好（心理健康、积极情绪……），以及自我怎么变好（自我的发展成长，自我效能……），总之十分符合人们对于美国人的刻板印象。

在社会史的背后，是西方的思想史。还是Baumeister（1987），他从古希腊开始，回顾了西方自我的历史发展。人们常常认为西方自古以来就是个人主义的，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代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公民权（citizenship）是一种属于少数人的特权，而非普遍的权利。只有本邦的成年男子才享有公民权，妇女、儿童、奴隶、外邦人都没有公民权利。同时，公民身份也不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家族，家族中的妇女、儿童和奴隶从属于家族的男性族长。最后，公民首先是城邦的一员，必须为城邦尽应尽的义务。亚里士多德那句被反复引用的名言“人天生是社会性动物”原文的说法是animal of polis，这里的polis指的就是作为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城邦”，而人是从属于城邦的动物。

到了中世纪，欧洲的农奴们被束缚在土地上，而大小贵族们首先是各自家族的一员，自然也不存在什么自我问题。那么基督教呢？基督教不是强调个体的救赎吗？事实上，在世俗权威孱弱的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会更像是一个官僚体系，承担了很多世俗功能，包括教育、法律、赈济，等等。此外，当时的圣经是用拉丁文书写的，一般的信徒根本看不懂，必须依赖牧师来讲解。同时，婚丧嫁娶、大小节日等等各种仪式也必须由教会人士主持，信徒首先是宗教社会组织的一员，教会是沟通世俗和神圣的媒介，普通人无法直接与上帝沟通。

我们通常会把15世纪的文艺复兴作为西方摆脱黑暗的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一时期，黑死病让人们更关心当下的世俗享乐，因为自己可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同时，市民文化也随着城市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兴起在意大利北部兴起，这一时期思想的代表是《十日谈》，它与明朝的小说集《三言二拍》十分类似，充满了对市井生活的描述和对宗教权威的嘲讽。16世纪初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则挑战了天主教会的权威，由此诞生的新教传统（Protestantism）强调因信称义（sola fide，by faith alone），即信众可以直接和上帝沟通，不需要教会作为中介，个人的信仰成为宗教的基础。也是从这时开始，拉丁文圣经被译为德语英语法语等当地语言，在普通民众中传播开来。此后便是残酷的宗教战争，在那之后欧洲迎来了启蒙时期。

启蒙时期最响亮的口号就是用自己的理性去认识世界。从启蒙开始，宗教改革的精神被应用到了整个社会，传承千年的教会、国王、法律不再具有天然的正确性，而是必须接受理性的检验（justified by reason）。那么，理性思考的主体是什么呢？理性的自我。这一切要从笛卡尔说起。在笛卡尔看来，世俗的和宗教的权威可能犯错，自己的感官可能被欺骗，当所有一切外在的东西都被排除，剩下的什么是绝对正确，无法被怀疑的呢？自我，因为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I think therefore I am）。因此，一切思考的起点是那个超越历史、社会、文化乃至感官的永恒的理性的自我。此后又是无尽的革命、复辟、战争，启蒙思想在经过反复包装后最终成为了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康德那里，理性的自我是绝对律令的起点，是普遍人权的基础；在边沁和密尔那里，理性的自我能够最大化自身的效用，通过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实现社会和谐。

然而，与古希腊古罗马一样，理性的自我同样是属于少数人的特权。理性需要教育，教育需要财产，无产者自然没有理性（想想现在那些贫穷影响决策的研究）；女性天生感性，容易受情感支配，自然也没有理性（这一说法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今天仍不乏追随者）；外邦人（非白人）从未沐浴过基督和启蒙的圣化，当然也不配拥有理性。形式上，无产者在19世纪中叶获得了完整的公民权，白人女性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少数族裔是在20世纪中叶；实质上，歧视直到今天仍未消失。

启蒙之后是浪漫主义与民族独立时期，浪漫主义的诗人们热情的歌颂人的解放和个体内心中迸发出的创造力。随后便是工业革命，封建制度的最后一点残余被工业革命的浪潮扫除了，旧贵族破产，穷小子白手起家成为企业家，一时间似乎人人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我。工业革命的另一面则是圈地运动、小农破产、手工业行会解体、大家族消失，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孤立的个体被抛进社会，成为产业后备军。自由市场的美好是短暂的，之后便是垄断、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再之后的历史前面已经讲过了。

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现代化”历史被认为是“自我”产生的历史，心理学家们对于这一结论并不陌生，事实上有大量的研究在讨论现代化进程如何强化个人主义，或者说“自我”。他们一边用普遍主义的话语描述自我，一边又讨论着自我随时代的变化，却没有想过，如果自我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又怎么会是普遍的呢？同时，这一历史进程又被认为仅仅适用于西方国家，甚至是仅仅适用于西欧文化或者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相对的，其他文化被认为是不讲自我的，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是落后的、停滞的，需要被西方先进的文化教化，发现“自我”。这一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黑格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中国没有历史。这一论述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西方思想极为重要，在各种心理学理论中都有体现，在后续的文章中我们还会反复提及。

从上述讨论中不难发现，西方心理学对于自我的讨论有着极为鲜明的文化特色，而且西方学者自身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也是从社会史、文化史出发来讨论的。这里讲一则小轶闻，笔者在美国留学时曾在某次学术会议上现场听过Baumeister老先生的报告。他当时讲道德心理学，几乎没怎么提心理学家们最喜欢的情绪、价值观、自我，等等，而是大谈罗尔斯的《正义论》和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可见西方老派学者并不教条，而是能够客观公正的审视自身的社会和文化。可惜随着老一辈淡出历史舞台，这样的学者在今天的西方已经是稀有动物了。更可惜的是，我们的学者在学习西方时并没有充分理解西方，更没有从自身的历史文化出发理解自身。正如个体在与他者的对立中认识自身一样，我们应该把西方当作一面照见自身的镜子，切不可执着于镜中的幻影。

本文讨论了自我概念本身及其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然而，这样的讨论是不充分的，因为要讨论“自我”就必须同时讨论作为自我对立面的“集体”，而这就要留待下一篇文章了。

参考文献

Baumeister, R.F. (1987). How the self became a problem: A psychological review of historical resear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163–176.

Baumeister, R.F. (1998). The self. In D.T. Gilbert, S.T. Fiske & G. Lindzey (Eds.) 4th ed.,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pp. 680–740.) McGraw-Hill. New York.

Baumeister, R. F. (2011). Self and identity: A brief overview of what they are, what they do, and how they work.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234(1), 48-55.

Markus, H. (1977). Self-schemata and process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sel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5(2), 63–78.

Oyserman, D. (2001). Self-concept and identity. In A. Tesser & N. Schwarz (Ed.), The Blackwell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pp. 499-517). Malden, MA: Blackwell.

Stein, J. (2013). Millennials: The me me me generation. Time Magazine, 20, 1-8.

Tajfel, H., Billig, M., Bundy, R. P., & Flament, C. (1971).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intergroup behaviou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 149–178.

Turner, J. C. (1978).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social discrimination in the minimal group paradigm. In H. Tajfel (E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pp. 101–140). London: Academic Press.

Wolfe, T. (1976). The me decade and the third great awakening. New York Magazine, 23(8), 26-40.